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，是德鲁克大师于1995年写成的，内容主要涉及个人，尤其是将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的个人，如何才能在一段充满变化的工作与生活时期保持高效。这些观点，直至今日对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仍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。

2020年开工第一天，让我们一起来向大师学习吧！

作者：彼得·德鲁克   管理学科开创者
来源：华章管理（ID：Guanlidechangshi）

请允许我在这里讲一讲自己生活的七条经验，它们教给我如何保持高效，保持成长、变化的能力，变得成熟，却又不为过去所困。

我不到18岁就读完了高中，离开了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家乡，到德国汉堡一家棉花出口公司当上了实习生。

我父亲不怎么高兴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们全家干的都是公务员、教授、律师和医生这类的工作。所以，他希望我能去全职读大学，但我厌倦了当学生，我想去工作。

为了安抚父亲，我在汉堡大学法律系注册，但我自己并没有当真。

当时（1927年）在奥地利和德国大学用不着随时上课，学生只需要教授在登记簿签名就行了。而得到教授的签名，不上课也行。只要给教务处的听差塞上一笔小费，他自然会弄来教授的签名。

因为大学并没有晚间的课程，我白天又得上班。所以，在汉堡的一年半，我没在大学上过一堂课。即便如此，人们仍然认为我是一个很得体的大学生。

现在的人当然觉得这很奇怪，但在从前这算不上什么怪事。我在前面说过，凡是有高中文凭的人，都能顺理成章地升入任何一所大学。拿大学学位，也只需每年缴纳少许学费，四年过后，参加结业考试就行了。

我的实习生工作极其无聊，学到的知识几近于无。早上7点半上班，下午4点下班，星期六中午12点下班。所以，我有很多空闲时间。

周末，我常和另外两个实习生去汉堡美丽的郊外徒步，在对学生免费的青年旅馆过夜。每周，我有5天夜里都泡在汉堡著名的城市图书馆。

这里鼓励大学生多借书，想借多少本就借多少本。有15个月，我不停地读书，德语、英语和法语书，我全都读。

威尔第教我不断奋斗的意义

后来，我每周都去看一次歌剧。当时，汉堡歌剧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家歌剧院。

虽然我的实习工资很少，但歌剧对大学生免费，我只要在开演前1小时到场就行了。演出开始前10分钟，尚未卖出票的廉价座位会免费派发给大学生。

一天晚上，我去听19世纪意大利伟大作曲家朱塞佩·威尔第的《法斯塔夫》，这是他1893年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。

这部歌剧如今已经成为威尔第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，但65年前，它很少上演。歌手和观众都认为它太难了，但我却被它征服。

我在音乐之城维也纳长大，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，听过许多的歌剧，但像这样的作品却从未听过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《法斯塔夫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
我做了一番研究，惊讶地发现，这出充满欢乐、充满对生活热爱、有着难以置信活力的歌剧，竟然是一位80岁的老人创作出来的！

对当时年仅18岁的我来说，80岁是一个难于想象的年纪。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才50岁，哪怕健康人也就能活这么久，80岁真的很难见。

后来，我读了威尔第的文章。有人问他，像他这样一位名人、这么大的年纪，又被视为19世纪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，为什么还要承担繁重的工作，创作这样一出要求极其苛刻的歌剧呢？

“身为音乐家，”威尔第写道，“我一辈子都在追求完美，可完美总是躲着我。所以，我有责任一次次尝试下去。”

我永远忘不了这些话——它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威尔第，在我那个年纪（18岁）就已经是一位老练的音乐家了。而我当时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毫无头绪，只知道自己恐怕当不上成功的棉纺织品出口商了。

18岁那年，我跟所有同龄的青年一样天真幼稚、不成熟。一直到15年后，我30岁出头，才真正知道自己擅长什么，属于哪一个领域。不过我当时打定主意，不管我这辈子会干什么工作，威尔第的话都将是我的指北星。

我还决定，如果我能活到很大的岁数，我也不会放弃，而要继续前行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要力求完美，哪怕我很清楚完美永不可及。

菲迪亚斯教我何为完美

大约在同一时期，仍然是我在汉堡当实习生那段时间，我读到一篇文章，让我体会到什么才是“完美”。

这是一个关于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菲迪亚斯的故事。

公元前440年，他接受委托，在雅典的帕台农神庙的屋顶上修筑雕像，2400年后的今天，这些雕像仍然伫立在那里。如今，它们已经成为西方传统中公认的伟大雕塑作品。

当时的人也对雕像赞声一片，可菲迪亚斯把所花费用呈交上去的时候，雅典城邦的会计却拒绝付款。

“这些雕像，”会计说，“伫立在神庙的屋顶上，而神庙则修在雅典最高的山上。人们只能看到雕像的正面。可你向我们提交的费用却是全身像，也就是说，连雕像的后背也计了费。但没人看得到它们的后背。”

“你错了，”菲迪亚斯反驳说，“天上的神祇看得到。”

我记得，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正是听完《法斯塔夫》之后不久，它深深触动了我。我没能始终对它奉行不渝。我做过许多但愿神祇不会注意到的事，但我知道，人必须力争完美，哪怕只有“神祇”看得到。

现在，每当人们问我，我认为自己哪本书最好，我总会笑着回答：“下一本。”我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与威尔第回答“为追求永远无法企及的完美，80岁仍在写歌剧”时一样。

几年后，我搬到了法兰克福，在一家经纪公司实习。之后，纽约股票市场在1929年10月崩盘，经纪公司破产，我则在20岁生日那天，被法兰克福的一家最大报纸聘为金融和外事撰稿人。

当时，我仍继续在大学里报名修读法律，因为在欧洲转学很容易。当然，我对法律还是没多大兴趣，但一直记着威尔第和菲迪亚斯教给我的功课。记者要写许多主题的文章，所以，我决定对各学科尽量多做了解，做个称职的记者。

发展自己的学习方法

我工作的报纸是下午出刊。我们早上6点开始工作，下午2点15分完工，最后一版付印。于是我开始强迫自己下午和晚上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、社会和法律制度史、世界通史、金融等等。

渐渐地，我发展出一套知识体系，并不断扩充它。

每隔三四年，我会挑选一门新科目，可能是统计学，可能是中世纪史，可能是艺术或者经济学。3年的学习绝对不够掌握一门学科，但可以实现基本的理解。

所以，60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定期学习新的学科。它不光带给了我大量的知识储备，还强迫我打开眼界投入新学科、新方法——我所学习的每一门学科，都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假设上，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。

报社主编教我回顾和计划的重要性

这个保持智力活跃、不断成长的漫长故事里，下一条经验来自报社主编，他是当时欧洲的一位顶尖新闻记者。

编辑部里都是一些很年轻的人，我22岁就成了3名助理主编之一。究其原因，倒不在于我特别优秀。

事实上，我从未成为一流的日报记者。但1930年前后的欧洲，应该坐在这些位置上的人，即35岁上下的人，所剩无几，他们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战死了。就算是极为重要的职位，也只能由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顶上了。

报社主编当时大约50岁，呕心沥血地培养、磨炼这支年轻的记者队伍。他每个星期都会和每个人讨论应完成的工作。每年两次，一次在新年之后，一次在6月暑假开始之前，我们会花星期六的下午和整个星期天讨论过去6个月完成的工作。

主编总会从我们做得很好的事情谈起，然后进入到我们努力想要做好的事情；接下来，他会回顾我们做得还不够努力的事情；最后，他会严厉批评我们做得糟糕以及没能做到的事情。

会议的最后2小时，我们要对未来6个月的工作进行安排：

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做哪些事情？
哪些事情应该有所改善？
哪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情？

一个星期后，我们每个人都得向主编提交此后6个月的工作和学习计划。

我很喜欢这个过程，只不过，离开报社之后我就全忘了。几乎10年后，已经到了美国，我才回想起来。

当时是20世纪40年代初，我在一家重要教学机构成了资深教授，开始了自己的咨询实践，并出版一些作品。这时，我想起了法兰克福主编教给我的东西。

从那时起，我每年夏天会留出两个星期回顾自己前一年的工作，先从我做得好但还应该、还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入手，逐渐来到我做得糟糕或是应该做但没做到的事情。我会确定我咨询、写作和教学工作的首要任务分别是什么。

我从来没能真正完全按照每年8月定好的计划做，但它强迫我坚持威尔第“哪怕不可企及，仍然力求完美”的信条。

高级合伙人教我成功的条件

几年后，我学到了另一条经验。

在新岗位上保持高效的必要条件

1933年，我从德国法兰克福迁往英国伦敦，起初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师，一年后加入一家发展迅速的私人银行，担任经济师及3名高级合伙人的执行秘书。其中一位高级合伙人也是公司创始人，70岁左右，其他两位合伙人30多岁。

起初我只替两位比较年轻的先生做事，3个多月后，创始人把我叫进办公室说：“你刚来时我不怎么看好你，现在仍然不怎么看好。但你比我想象中还笨太多了，你真的不该这么笨。”

我一听这话着实傻了眼，因为两位年轻的合伙人一直对我赞不绝口。

接着，老先生说：“我明白你在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做得很好，但如果我们还想要你做证券分析工作，我们就会让你留在那儿。你现在是合伙人的执行秘书，可你却还在继续做证券分析。要在新岗位上发挥出效力，你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？”

我当时气坏了，但我仍然意识到老先生说得没错。之后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工作内容。

从那时起，每当我调到新的工作岗位，我就问自己：要在新的岗位上发挥效力，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呢？每一次的答案都不一样。

现在的我从事企业顾问已经50年了，也曾服务于许多组织。在所有的组织里，我所见的最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就是晋升后未能适应。

晋升到了新岗位上的能人，能真正获得成功的并不多，反而有不少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。更多的人既不成功也不失败，而是成了平庸之辈，只有很少人能成功。

为什么突然不称职了

本来在10年、15年里都称职胜任的人，怎么突然就变得不称职了呢？就我所考察的所有案例，原因都出在人们犯了我60年前在伦敦那家银行里出的错误。

他们变得不称职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称职，而是因为他们在做错误的事情。

成功的条件

多年来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我总是会问我客户里那些真正卓有成效的人士（尤其是大型组织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），他们的高效来自何处。

几乎每一回，他们都告诉我说，他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多年前的一位上司，这个人做的事情，就像伦敦那位老先生对我做的一样：强迫我仔细思考新岗位的要求。

人一旦学会了这一点，就永远也不会忘记，之后，几乎毫无例外地能在新岗位上取得成功。

进入新岗位，不需要卓越的知识、才能，只需全力关注新挑战、新工作、新任务最关键的要点。

把事先预料的结果写下来

1945年前后，我为自己选了一门为期三年的研究课题：欧洲早期现代史，尤其是15和16世纪。

我发现，欧洲有两家机构在此期间成为了主导势力：南方天主教的耶稣会和北方新教的加尔文教会，它们均成立于1536年，成功也源于同一种方法。

每当耶稣会教士或加尔文派教士要做重要的事情，比如做出关键决策，教会就会把事先预料的结果写下来；9个月之后，再将实际结果与事先预料的结果相比较。

这立刻就能说明教会什么地方做得好，他的强项是什么。这同时还表明他还需要学习哪些事情，有哪些习惯必须加以改变。最后，这还能说明他有哪些不擅长做、做不好的事情。

50年来，我一直遵循这套方法。

知道自己的强项、知道如何改进，又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力有不逮——这些都是不断学习的关键所在。

熊彼特教我随世界的改变而改变

说完这一条经验，我个人发展的故事就说完了。

1949年的圣诞节，我刚开始在纽约大学教授管理课程，我父亲从加利福尼亚赶来探望我们。

新年刚过完，我和父亲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，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。

此时我的父亲已经退休了，但当时名满天下的熊彼特，虽然已经66岁但仍在哈佛大学执教，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职位上也非常活跃。

1902年，我父亲是奥地利财政部一名年轻的公务员，但也在大学里执教经济学。他认识了熊彼特，后者当时才19岁，是最才华横溢的年轻学生。

这两个人差别之大，叫人几乎无法想象：熊彼特精力旺盛、傲慢自负、刻薄伤人；我父亲则安静克制、谦虚礼貌，甚至到了有点自闭的程度。尽管如此，两人还是很快成了朋友，交情一直很好。

到1949年，熊彼特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人。这年他66岁，是他在哈佛执教的最后一年，此时他的名声达到最高峰。

两位老人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，回忆往昔岁月。两人都在奥地利长大，也在那儿开始工作，并最终来到了美国。

冷不丁，我父亲笑了起来，问熊彼特：“你还记得从前说起‘自己最希望被人记得是什么人’的事儿吗？”熊彼特大笑起来，连我都被感染了。

这是熊彼特30来岁时说过的一句名言。当时他已经出版了自己最初的两部经济学巨著，正是踌躇满志之时，于是放出狂言，说自己最希望被人记得是“欧洲漂亮姑娘们最棒的情人，欧洲最了不起的骑士，有可能还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”。

熊彼特说：“没错，这个问题对我仍很重要，只是我现在有不同的答案了。”

他一定看到了我父亲脸上吃惊的表情，因为他继续说：“到我现在这个年纪，已经明白只是被人记得写过几本书、提出过一些理论，还远远不够。除非他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同，要不然，这个人的生活也毫无特别之处。”

我父亲去看望熊彼特的原因之一，是听说熊彼特病得很重，时日无多。在我们拜访后5天，大师便与世长辞。

我从来没有忘记那次谈话。我从中学到了3件事情——

首先，人必须自问，最希望被人记住的是什么地方。
其次，人应当随着年纪增长有所改变。不光是变得更成熟，也要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。
最后，为别人的生活带去不同，是一件值得被铭记的事情。

我讲这个长长的故事，原因很简单。所有我认识的、长时间保持高效的人，都曾经学到过跟我类似的事情。

身为咨询顾问，我曾跟许多企业、政府、大学、医院、博物馆合作，在此过程中，每当我与人共事，我总能找出这个人成功的奥妙。对方无一例外都对我讲述过类似的故事。

做一些简单的事情

“人，尤其是从事知识工作的人，该如何保持效力”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：“做几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。”

第一件事是拥有威尔第在《法斯塔夫》中赋予我的那种目标或愿景。不停奋斗，意味着人走向成熟，而非老化。
第二件事是，我发现保持效力的人会像菲迪亚斯那样看待自己的工作：神祇看得见。他们不愿意随随便便地完成工作。他们尊重自己工作的完整性。事实上，他们尊重自己。
第三件事是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在岁月里养成了不断学习的习惯。

他们或许不像我那样，在60多年里每隔三四年就学习一门新科目。但他们不断尝试。

他们并不满足于昨天所做的事情。最起码，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：不管做什么，都要做得更好。更多的时候，他们要求自己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得更好。

保持活力，不断成长的人还时常回顾自己工作的绩效。我发现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16世纪耶稣会士和加尔文派教士最初想到的事情。

他们把自己行动和决定的结果记录下来，将之与自己的期待对比。很快，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强项是什么，知道自己该怎么改进、调整和学习。

最后，他们知道了自己不擅长做的事情，故此也就知道了该放手让别人去做的环节。

每当我让一位卓有成效的人讲一讲能解释他们成功的经历，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听说，在他们换了工作、岗位、任务的时候，有位过世很久的老师或上级激励、教导了他们，要他们彻底思考自己新工作、新岗位、新任务的要求是什么。

而这些要求，跟他们从前从事的工作和任务完全不同。

为自己的发展和定位负责

所有这些做法背后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个人尤其是从事知识工作、努力保持效率、不断成长和改变的个人，必须对自己的发展和定位负责。

当今的组织，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，都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：组织负责个人的定位，提供个人所需的经验和挑战。

据我所知，这方面最合适的例子就是大型企业人事部，或是它所仿效的原型——传统军队的人事部。我知道，传统人事部门的员工再负责不过了。可我想，他们必须学着改变。他们不能光顾着做决策，更必须成为老师、教练、顾问和参谋。

我深信，知识型员工的个人发展和定位之责，必须由当事人来承担。每个人都应该负责地扪心自问——
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工作岗位？
我现在有资格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？
我现在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经验，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？

当然，这些决策也不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做，还必须根据组织的需求来思考，根据对当事人优势、能力和技巧的外部整体评价来拿捏。

个人发展的责任必须要成为自我发展的责任；个人定位的责任，必须成为自我定位的责任。如若不然，知识工人不可能在漫长的工作年限中保持高效和生产力，并不断成长和发展。